监管再度剑指利差损，利差是寿险业的“浇头”还是“主食”？｜智库大咖论②

2026-10-10 17:00:01 [焦点] 来源：日昃忘食网

为何谈“利差损”色变

寿险公司的浇头“利差”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利差是监管剑指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与保险公司存量保单的平均预定利率之差。这个利差与死差、再度主食智库费差共同构成了寿险三大利润来源。利差论②

广义利差指寿险公司总投资收益率与总负债成本率之差。损利总负债成本实质上是差寿总经营成本减去承保收入的净额。总经营成本则包含赔偿、险业利息、还大咖分红等客户成本与销售、浇头运营、监管剑管理等公司成本。再度主食智库因此，利差论②广义利差结果实际上是损利寿险公司的整体税前利润。

近年来，差寿在实际业务中因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且产品同质化严重等原因，险业寿险公司新单业务的费差和死差整体大幅压缩，寿险公司普遍提升了对狭义利差的诉求，从而弥补费差和死差带来的亏损。

一般而言，保险公司因对利率长期走势预判过于乐观而在经济上行时期积累了大量高固定利率的长期保单。但随着利率水平下降，保险公司投资收益持续下行。利差损由此逐渐暴露。

我国寿险公司历史上曾出现过利差损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寿险公司大量签发预定利率高于8%且期限超过20年的保单。之后，由于经济形势变化，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下降，利差损问题随之产生。中国几家头部寿险公司成为这次利差损风险的主要受害者。据估算，这类业务带来的利差损一度高达千亿元。

监管机构及时出台下调预定利率并扩大投资范围等针对性政策，加之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成长阶段，这次利差损风险得到有效管控，未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

目前在宏观经济转型背景下，我国利率持续下行，当前10年期国债利率已降至2.5%左右。但我国寿险产品预定利率高于10年期国债利率的现象仍普遍存在，长期成本和收益不匹配，潜在的利差损风险仍较为突出。

利差损持续存在会有什么后果？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利差损将直接威胁寿险公司盈利能力和经营稳定性。

日本寿险公司曾有过教训。从上世纪9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利差损引发的大规模保险公司破产现象。尤其在2000年，东京生命和大和生命等公司接连出现破产重组，震惊世界。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国也出现过利率下行引发的利差损风险，数百家寿险公司破产。其间，Executive Life Insurance Company（执行人寿保险）因激进的投资策略和资产负债失衡于1991年破产，成为美国保险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案例。

“利差损”根源何在？

既然利差损危害如此之大，保险公司为何不能提前防范进而避免？

保险公司一般会根据历史经验和对未来的合理预期，确定合理的产品定价。然而受经济周期、竞争环境、经营理念和公司治理等因素影响，一些寿险公司对预定利率、费率和死亡率的假设比较激进，导致负债成本过高。

比如，一些寿险产品定位偏离了保险保障本源，过度强调投资属性，将保险产品当成投资产品，对于投资收益率预期过高；部分保险公司因产品同质化竞争而采取激进的定价策略，通常采用监管设定的“预定利率上限”定价以提升竞争力，但导致保单成本高企。

2023年4月，监管机构指导保险公司调整保单预定利率，明确规定传统险不能超过3%。但仍有保险公司利用规定实施前的时间窗口，大量销售预定利率3.5%的产品。再如，部分保险公司在公司治理上存在问题。有些股东将保险产品当成融资工具，为自己的主业输送资金；还有一些股东对于寿险行业的经营规律没有充分认识，对风险缺乏敬畏，重规模轻质量，埋下利差损风险隐患。

近年来，利率持续走低，监管政策变化，保险资金面临 “资产荒”和再投资的双重压力，利差损风险进一步加剧。2020-2022年，中国寿险行业险资投资三年平均收益率3.7%，显著低于5%（多数寿险公司的长期投资收益假设）。部分业务成本高、经营能力差的公司对险资投资收益率的需求更高，经营压力更大。

与此同时，在低利率环境下，存量资产风险更容易暴露，优质资产稀缺，资产配置难度加大。这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相关性变弱。资本市场周期特征弱化，股债跷跷板效应减弱，同涨同跌现象更为普遍。二是“资产荒”日趋严峻。利率长期下行，带动固收类资产（银行存款、债券、非标等）整体收益下降。三是普遍的低票息和利率反弹风险使保险资金传统的票息和久期的策略效果下降。四是新会计准则和偿付能力规则的推行增加了权益等资产的投资约束。五是不良资产对投资收益形成拖累。在经济转型期，资产风险逐渐浮出水面，这些资产将进一步拉低寿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随着未来寿险公司潜在投资收益的下降，寿险公司利差损风险或将进一步显现。

他山之石：海外寿险业如何应对“利差损”？

美欧日等地区经历利率下行的时间更早更长，寿险业应对利差损经验也比较丰富。

在负债端，他们主要采取调整产品结构和下调预定利率等措施。如，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国债收益率开始呈现下行趋势。为应对利率风险，美国寿险业通过创设新型产品，增加非保本型产品，将利率风险转嫁给投保人。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建立动态利率调整机制，增强保险公司抵御利率风险能力。

又如，在应对上世纪90年代利差损风险潮中，日本寿险公司及时调整产品结构，由储蓄型向保障型转变，同时下调预定利率，缓解利差损压力。再如，德国采取养老保障型和投资型并重的产品开发策略，建立额外的利率准备金制度，当监管指定的市场参考利率低于精算准备金率时即计提额外的准备金。

在资产端，这些国家的寿险公司通常在利率下行初期增加长久期债券的配置以锁定相对较高的收益。同时，有些国家也会通过适当降低债券信用评级，小幅下沉信用以提升投资收益率(如：美、德、法)。而规模较小、国内资产供给不足的国家（如：日本）纷纷扩大海外投资，寻求全球投资溢价。更常见的应对策略则是增加权益和另类投资的比例（如：美国、欧洲保险公司），以提高权益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弥补固定收益类投资的收益率下降。

中国寿险业如何破解“利差损”？

在借鉴海外应对利差损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保险业现状，我国寿险业如何有效破解利差损呢？

需要从负债端、资产端两端共同发力。负债端以客户为中心，提升保单质量；投资端严控风险，提升收益确定性。换言之，建立良好的资产负债匹配机制，优化产品结构，合理定价，将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率作为产品定价的约束，避免二者的脱节，从根本上管控利差损风险。这是寿险公司破解利差损的核心解法。

具体而言，在负债端，保险公司应明确保险价值主张，重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在应对利差损挑战时，保险公司可采取降低分红、万能等险种结算利率，加大再保险，调整渠道费用及销售基本法等措施，在一定程度可缓解短期问题。但这些做法并未触及利差损风险“破局”的核心——即回归保险本源，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模式转变。

首先，保险公司应审视自身定位，明确为客户创造的核心价值，即为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及保障服务。保险产品本质上是消费品，而不应是投资品。在产品定价时，保险公司应坚持稳健审慎原则，不应采用过于激进的利差、死差和费差假设将压力全部传导给投资端。

其次，立足保障类需求的主战场，持续升级“产品+服务”综合解决方案，形成产品持续创新能力。监管部门在规范保险行业健康发展、企业合理竞争方面起到引领和监督作用。

此外，寿险公司应提升销售队伍质量和专业度，重塑“以客户为中心”的客户旅程。销售队伍和渠道决定了客户及资金的来源和特征，因此销售队伍和渠道的升级是保险公司解决利差风险的核心抓手。寿险公司如何打造高质量队伍一直是行业面临的普遍问题。传统代理人基本法及管理体系大多仍以“产品销售”为导向，队伍转型“知易行难”。险企应基于自身禀赋探索差异化的实现路径。

针对资产端，寿险公司应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挖掘潜在优质资产，提升收益确定性。相较海外拉长久期、下沉信用、增配另类和布局海外的常见措施，国内寿险公司应对措施重点应在多维度加强权益投资、适时把握固收及海外投资机会。其中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挖掘产业转型中的优质权益资产，更是重中之重。

一是把握我国产业转型发展投资机会。保险资金长期、稳定的特性，有助于深入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重大战略。保险公司需要抓住战略机遇，转变过往依赖地产投资模式，从国家战略部署中寻找潜在优质资产。加大相应领域的股权投资，助力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分享国家产业转型发展的长期回报，对冲利率下行风险。如何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挖掘出潜在优质资产，也非常考验投研和风控能力。因此，寿险公司必须建立与产业转型升级方向匹配的投资研究及风险管控体系。

二是坚持长期投资、逆周期投资不动摇。寿险公司应坚持左侧布局，运用长期股权投资等方式，适时布局优质权益资产，可以增加安全垫，提升权益投资的收益和确定性。

三是坚持高股息投资，适时尝试策略投资。适时高股息投资，把握优质公司分红收益的确定性。此外，创新股债混合类策略，充分运用股债双重优势，把握优质核心资产的根本，实现固收稳健收益的同时，获取一定上行弹性。

四是寻求固收配置的有利时点，改善资产负债匹配状况。只能把握债券期限溢价的高点或抓住信用溢价补偿较好机会加大配置，逐步匹配负债期限和成本。

五是有序开展境外投资，增加资产选择，分散投资风险。从海外经验看，低利率环境下，开展国别分散化投资，利用不同国家宏观经济与政策周期的不同步，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是保险公司扭转利差损的关键措施之一。2022年末中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占比仅2%左右，离境外投资比例上限15%，还有较大空间。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可有序尝试加大海外配置的力度。